.免除赋役。如东汉末军阀混战时，孙策曾以“乐从军者，一身行，复除门户”为条件募兵二万余。

.强行捕索。在汉代募兵通常并不困难，因为吃粮当兵亦贫民一条生路，但在某些时候也就未必然了，如汉末袁绍之子袁谭就曾以招募为名，放兵捕索壮丁。

由于募兵制往往是应急性临时招兵，又未经平日军事训练，缺乏战斗力，“是以每战常负，王旅不振。”

刺史州牧的崛起与家兵

西汉在地方上基本采取郡县两级官制，但自汉武帝始，中央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，在秦监御史制度基础上创立州刺史制度，即把全国划为十三州，各派刺史负责监察行政。但从西汉末年起，刺史或更名州牧，或复名刺史，职权逐渐扩大，终在东汉演变为凌加于郡县之上执掌军政实权的一级地方机构，并成为东汉军阀武装的中坚力量。

刺史州牧在军事上的崛起，早在王莽时期已见端倪。当时由于社会矛盾激化，为镇压地方起义，中央开始赋予州牧军队统领权，如地皇四年（）诏令兖州牧寿良、杨州牧李圣等与太师王匡“亟进所部州郡兵凡三十万众，迫措青、徐盗贼”。东汉初，在统一战争中出于军事需要，刘秀赋予州牧统兵作战权；战后又从限制地方军权角度出发，于建武十八年（）“罢州牧、置刺史”，明确其监察职责而削弱其军权。东汉中叶以后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地方反抗加剧，刺史监察地方的职能逐渐丧失，统兵领郡镇压人民反抗的职能与日俱增，已演变为“内亲民事，外领军马”的地方军政最高长官。

除刺史以外，在地方上的太守也能领掌兵权。东汉初年，刘秀“省诸郡都尉，并职太守”，太守的军权相应增大。郡守原来要有皇帝的虎符才能发兵，但从《后汉书·杜诗传》记载的“征兵郡国，宜有重慎，可立虎符，以绝奸端”来看，可见当时的虎符发兵制已遭到破坏。郡国的刺史、州牧、太守，不但据有领兵权、发兵权，而且还有募兵权。

东汉实行募兵制，地方军政长官临时招募兵士已十分普遍，如刘陶“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”数百人；虞诩“设令三科，以募求壮士”。东汉末年，土地兼并剧烈，社会上“游食者众”，这些无业游民就成为各地军阀割据势力的招募对象。各地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，把招募人员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，成为一支私人武装部队——部曲、家兵。例如朱为交趾刺史，“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，合五千人”。吕虔“将家兵到郡”，从亡命中“简其强者补战士”。此外如许褚、田畴、李乾等，均拥有私人武装“千余家”或“数千家”。这些家兵地位低下，一般世袭，并可任意转让，如孙坚募召精勇千人，坚死由其子孙策继领；凉州征西将军马腾的家兵，死后也由其子马超继领。各地军阀可以招募士兵，建立私人武装，削弱了中央集权，成为东汉末年战乱的根源之一。

三国军制